1961年2月13日，毛主席在解放后第八次前往广州视察。
期间，毛主席曾前往广州附近的佛山视察工作，接受了当地官员的汇报，一个陌生但直率的身影让他记忆深刻。
“得罪了食堂堂长就少吃点，得罪了小队长就多做点”。
在毛主席面前反映干群关系的佛山地委书记，用群众们编出的顺口溜，表达了群众内心的看法。
回到广州后，毛主席对省委领导直言，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。
这个地委书记是谁？为何在汇报工作时要转述群众编的顺口溜？
这一切要从毛主席和广州的“情缘”谈起。
八次前往广州，心系群众生活
近代中国经历了外敌入侵、内战硝烟，烽火给华夏大地留下一片疮痍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，拉开了中国走出历史阴霾，走向辉煌明天的序幕。
中华民族能够从黑暗中点燃烛火，照亮前进的道路，在严酷的政治条件、艰苦的生活条件下，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得益于党和人民的不懈探索以及领袖毛泽东的理论指导。
在解放后，毛主席仍旧牵挂着群众的生活情况，多次前往全国各地进行视察，接受当地官员的汇报，了解情况的同时给出指导意见，广州就是毛主席多次前往的地区之一。
在这片南粤大地上，毛主席等领导人亲自莅临，为当地的官员、人民留下了宝贵的记忆。
回忆起当年接待毛主席等人的情况，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仍记忆犹新，毛主席在解放后先后八次前往广州视察，而关相生就参加了其中七次的接待工作。
毛主席首次前往广州，是在1954年11月初，他乘坐着专列火车到达广州，彼时的广州天气仍旧暖和，不像北方地区那样已经渐生凉意。
毛主席在解放之后初次来到广州，仍旧保持着自己对游泳的爱好，会在每日下午会议空隙前往越秀山游泳池游泳。
游泳是毛主席尤为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，在毛主席少年时期，家门前的池塘是他的游泳地点，而1914年到1918年，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之后，他就开始在湘江游泳。
1925年晚秋，毛主席离开故乡湖南韶山，主持农民运动，期间经过了长沙，诗兴大发，遂作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一词。
面对着滔滔湘江水，毛主席一吐心中豪情，描绘了辉煌壮阔的长沙秋景，词中有言“到中流击水”，少年时横渡江面的经历已经成为回忆，但心中的意气仍未散去。
游泳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运动，还能磨练人的意志，毛主席曾说：“风浪越大越好，可以锻炼人的意志，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”。
因此毛主席常常在工作闲暇时间，找出机会游泳，在这项运动中同大自然“斗争”。
在广州也是一样，在解放之后初次来到广州，毛主席就抽空前去游泳，体验搏击风浪的勇气。
但是在广州，毛主席更重视的还是当地官员的报告，这次来到广州，毛主席同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员修改审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影响着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，在1918年以前，我国是一个传统帝国，处于中央集权、严格分级的封建制度下，是相对落后的农业国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国的工业水平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，为了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，发展国民经济，周恩来等人主持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，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。
从1918年广州市市政公所成立，广州就开始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为指导，进行近代化改革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广州也顺应着国家发展方向，推进工业区建设，带动经济发展。
在党的领导下，广州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者始终陪伴在群众身边，对群众的生活、声音表示了莫大的关注。
解放之后，毛主席先后八次前往广州工作、休息，对广州表示了重视。
时间的齿轮不断向前滚动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新中国创造出诸多可喜的成就，毛主席与广州的“情缘”里，出现了很多“首次”。
与广州的“情缘”里，有很多“首次”
1954年到1961年，毛主席先后8次前往广州，见证了南粤大地的山水、人情。
实际上在解放之前，毛主席年轻时也曾经来到过广州，例如1923年6月份，尚未到达而立之年的毛泽东，于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。
1955年6月，距离1954年11月不足一年，毛主席再度来到了广州，这次他是要审定一些历史材料。
解放之后，毛主席第三次前往广州是在1956年5月3日到30日，这一次毛主席首次乘坐“飞机”出行。
毛主席出行时并不爱“排场”，他亲民和善，在抗战时期出行时多乘马或者步行，在艰苦的环境里保持着吃苦耐劳的作风。
在抗战时期，毛主席有过汽车这种出行工具，其中两辆美国产福特牌汽车，为陈嘉庚捐赠。
爱国华侨陈嘉庚身处南洋，却在抗战时期关注国内的抗日进度，他曾用经济支援，帮助国内抵御外敌。
1940年3月，陈嘉庚率领“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”，对抗战前线和后方军民进行慰劳。
同年5月末，陈嘉庚到达了延安，看到毛主席等领导人在艰苦条件下同仇敌忾的士气，他慷慨解囊，捐赠给党中央两辆汽车。
但毛主席出行时并不常常乘坐汽车，只有在特殊需要时，才乘坐汽车出行。
与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相比，建国之后的新中国步入快速发展的进程，很快拥有了飞机这种更加先进的交通工具。
1956年5月，毛主席前往广州视察，这一次毛主席首次乘坐飞机出行。
在乘坐飞机出行前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考虑让毛主席乘坐外国人驾驶的飞机，但毛主席却拒绝了，他不坐外国人驾驶的飞机，而是要求“坐咱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”。
在刘亚楼的安排下，柳昆尚等机组人员积极准备，专心驾驶，经过4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，将飞机停在南湖机场，后来又从南湖机场起飞，经过3个半小时，到达广州白云机场。
首次坐飞机的毛主席心情愉悦，他对刘亚楼称赞飞机这种交通工具，还认为“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”。
彼时受限于客观条件，我国拥有的并非自主研发的飞机，而是从苏联购买的伊尔-14，里-2等飞机。
如今我国已经有众多自主研发的飞机，其中C919大型客机，凸显了我国突出的自主创新能力。
除了首次乘飞机出行之外，毛主席与广州的“情缘”里，还有首次提出“利用外资”的问题。
1956年5月，毛主席在广州27天，听取了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的汇报，黄施民汇报了当时香港方面的情况。
彼时香港的资本家将钱存入了银行，银行存款利率下跌，针对此事，毛主席提出了“利用外资”：“海外游资那么多，可以利用嘛，办一个轻工业厂，两三年内就可赚回来一个工厂，再把钱还给人家”。
关于“利用外资”的问题，在结束这次广州之行以前，毛主席还强调了“敞开大门，引进外资”的想法。
无论是“首次”乘坐飞机，还是首次提出“利用外资”，均能展现出毛主席对国家发展的重视。
毛主席不仅有着远见卓识，还关注民生与民声，在听取官员汇报工作的过程中，广州佛山的地委书记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直言不讳，地委书记倾诉群众看法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业待兴，经济相对孱弱，没有制造汽车、飞机、坦克等工具的良好环境和技术支撑，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的目标摆在了我国面前。
所以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合作化，以快速提升农业产量，到1956年底，农业合作化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。
1961年2月，毛主席第八次前往广州。
这次前往，毛主席召集、领导了调查组召开了多次会议，其中包括广州中央工作会议。
这次在广州工作、休息的毛泽东，对汇报工作的佛山地委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1961年2月，牵挂群众生活的毛主席，在汪东兴等中共中央办公厅同志的陪同下，前往广州附近的佛山视察。
彼时的佛山地委书记是杜瑞芝，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主席将要来到佛山，突然得知这一消息的杜瑞芝顿时激动起来。
听杜瑞芝汇报情况的毛主席一开始没有听清楚，杜瑞芝再度将顺口溜重复了一遍。
杜瑞芝直言不讳地用群众们编出的顺口溜，表达了群众内心的看法。
杜瑞芝谈到当时的干群关系有些紧张，一些干部民主作风较差，群众怕得罪干部。
这种局面被编成了顺口溜，杜瑞芝将顺口溜告诉给了毛主席。
杜瑞芝一向直率敢言，他为人耿直，即便面对主席，也毫无掩饰，将群众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了主席。
毛主席对于杜瑞芝的介绍很感兴趣，原来计划半个小时左右的交谈，被拉长到了一个小时。
杜瑞芝的直率、认真受到毛主席的尊重，毛主席心怀民生，关注群众的生产、生活，因此十分重视群众对政策的意见，才认真倾听了杜瑞芝的介绍。
在谈话过后，杜瑞芝在下午陪同毛主席前去吃晚饭，饭桌上不仅有毛主席喜欢吃的回锅肉等菜，还有一些广州名菜。
杜瑞芝直率敢言的表现，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毛主席离开佛山回到广州以后，毛主席对当时的省委领导说：“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啊”。
身为干部，杜瑞芝敢于为群众讲真话、实话，他的直率作风贯穿在他的干部生涯里。
身为干部，敢为群众发出真实声音
杜瑞芝曾担任过太行区党委、广东省新会县委书记、佛山地委书记等职位，他敢于说真话，愿意为群众发声。
杜瑞芝说话不愿意拐弯抹角，他尊重群众的呼声，长期为广东农村工作，他的直率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除去在毛主席面前敢于发言之外，杜瑞芝针对包产到户、雇工等问题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，在特殊的时代里为民众发出了声音。
以雇工问题为例，“雇工”意思为请人做工，雇佣别人进行劳动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“雇工”现象成为一个敏感话题。
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，揭开了“改革开放”的序幕。
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，关于“雇工”存在着两个广泛的讨论，其一为安徽省芜湖市年广久创立的“傻子瓜子”，其二是广东省高要县陈志雄承包鱼塘的问题。
年广久自小失去父亲，一家人靠乞讨、摆摊勉强糊口，年广久在长期的贩卖经历里积累了经商的经验。
年广久绰号为“傻子”，在贩卖瓜子的过程中，他改进了炒作工艺，创造了“傻子瓜子”，在当地受到了一定的欢迎。
在积累了人气后，年广久开始雇工制作、贩卖瓜子，雇佣人数在10个以上，并逐渐扩大雇佣规模，到1982年雇佣人数已经超过了60人。
发展至1983年，年广久成立了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，雇佣的人数最多时在100人以上，到1984年年广久就有着不俗的财富积累，仅1984年纳税就超过30万，他在致富过程中渐渐受到民众和中央、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注。
广东省高要县的农民陈志雄，在1979年与妻子一同开始养鱼，在1980年将承包鱼塘的规模扩大到了105亩，并且开始雇工。
在承包鱼塘之后，陈志雄一家的收入出现了较大的增幅，因为承包鱼塘的规模扩大，夫妻二人没有能力处理所有事务，所以请了长工、临时工。
陈志雄承包鱼塘的事情登上了1981年5月29日的人民日报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。
面对陈志雄承包鱼塘的问题，杜瑞芝表示：“农民群众搞了包产到户，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，部分农村能人带头拓宽生产领域，扩大生产规模，追求致富，这样就在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加工业方面出现一大批承包大户”。
从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带来的经济效益来看，他不仅带动了自家经济的收入，还推动集体增加了收入，这一点可从1981年初，高要县委办公室、肇庆地委办公室联合调查组写的调查报告里看出。
《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三百多亩的情况调查》的调查报告中，点明了陈志雄承包鱼塘“集体增加了收入，承包者也有所得益”。
直率敢言的杜瑞芝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毛主席不仅在省委领导面前提到了杜瑞芝，肯定了他的见解，对他的回忆还持续到了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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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2年春节前夕，年龄尚小的女兵李玲诗，是前往中南海为毛主席等领导人演出的一员。
在演出结束后，毛主席曾与李玲诗亲切谈话，巧合的是，杜瑞芝正是李玲诗的姐夫，毛主席听到这一消息，再度回忆起杜瑞芝胆子很大的特点。
李玲诗后来成为一名军医，在1975年，毛主席身体状况不佳时回到了毛主席身边。
毛主席在晚年时再度想到自己曾前往佛山，还在纸上写下了“佛山地委”四个字。
遗憾的是，毛主席亲笔写下的四个字，在由李玲诗交给杜瑞芝之后又交给了其他同志保管，因为事务繁忙、时间久远，杜瑞芝无法记起四个字交给了哪个同志，因此没能找到这幅题字。
1976年9月，带领人民奋斗，创建新中国，为国家发展操劳一生的毛主席在北京离世。
毛主席曾多次前往广州，不仅留下了首次坐飞机等珍贵回忆，还给众多奋斗在自己岗位，为群众生产、生活鞠躬尽瘁的干部留下深刻记忆。
被他评价为“胆子很大”的佛山地委杜瑞芝，敢于在主席面前为群众发声，也敢于就敏感问题发表意见，无愧于毛主席的评价。
他的直率性格在毛主席的记忆里留下烙印炒a股如何配资，一直持续到了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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