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共和国的风雨征程中，60多年前曾发生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，超过80左右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陌生，但大多数年轻人则知之甚少了。1950年代，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，在教育领域，除接收、保留一批为数不多的高等专业院校外，稳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，但限于经济水平炒股融资杠杆，每年能招生的名额都相当有限。
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当时的大中专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，享受干部身份及待遇。所以，能考上高、中等专业院校的莘莘学子，实在有一种“鱼跃龙门”的荣幸感，被人们称为“天之骄子”。然而这一切，在“三年困难时期”却无奈地被颠覆了，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
原来，1958年国内开始的“大跃进”运动，形成的极“左”思潮、浮夸风、以钢为纲大炼钢铁等，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，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，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。加上帝、修势力的围堵及自然灾害，“三年困难时期”尾随而至。1960年代初，为了尽早渡过难关，中央提出“以农业为基础，以工业为主导”的国民经济总方针，制定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包括压缩城镇人口在内的各种政策，相继出台。
为了贯彻落实“八字方针”，教育部门也行动起来。“大跃进”期间“戴帽”（升格）的大专院校，多数被“摘帽”，一大批中专、技校纷纷下马，农村同学一律回农村。原本已鱼跃龙门的一批莘莘学子，无奈地目睹曾经的母校从华夏大地上散失，唯有在艰辛中翘首未来。笔者下面列举的身边一些亲友同事的经历，可见一斑。
沈尔庆，我称她为大家姐，就有过一段从衡阳医学院下马到湖南医学院毕业的经历。各行各业大跃进时，湖南衡阳也办起了大学，尔庆1958年被招入衡阳医学院读书。可是读到中途，衡阳医学院被调整下马。在校的学生经过重新考试后，吸收部分到湖南医学院，其余的人生另作安排。
而湖南医学院是著名的老院校（前身为湘雅医学院），对学生异常严格，所有功课必须从头再学起，因此，尔庆在医学院实际一共读了八年多的时间，刚好在文革前毕业……。后来，她随丈夫来到北京，成家立业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另外一位在贵县（贵港）的同族兄长沈尔禤，城镇榕兴街人，笔者称他为尔禤哥。当年也曾入读某大专学校，后来遇到调整，学校下马停办了，他只好返回贵县老家。为了生计，他在火车站货站做过装卸工，卸火车卡上的煤或装载其他货物，结婚成家之后，还摆过小摊……，直到改革开放，才在贵县侨属公司谋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，但此生始终与国家干部无缘。
2015年，尔禤哥因病离开人世了，否则当年的轶事，还可以了解得更详细一些。他的母亲我称为六娘，在饮食服务公司工作，1963年我在工人医院学习时，已经为她把过脉而认识；六娘的弟弟黎秉枢，当时在贵城镇卫生院工作，兼卫协会的秘书，曾为我开具过中医进修学习的证明，可惜他们都因年事高而仙逝了。
笔者1975年下乡插队回城后，曾在践，县“反帝学校”当过5年初中民办老师，同事中也不乏当年因“八字方针”而辍学者，化学老师宋宝华即为其中之一。他原本也在大专院校就读，因国家困难时期院校调整、停办而返回家乡，经辗转而以教师为职业，服务社会。民办老师转为公办老师，也有了国家干部的待遇。宋宝华老师的祖辈，在贵县曾以“宋仁安膏药”而驰名，现在他和他祖辈的膏药，都已经成为往事了。
另一位反帝学校初中老师，经历与宋宝华类似。他1956年贵初毕业，因家庭经济拮据曾辍学在家，1958年考上广西轻工业干部学校，毕业后分配到广西轻工业厅。然而，1960年代初他被下放回貴县，在港口码头干过苦力，后才当上民办教师。多年之后。按照政策他恢复了国家干部身份，曾在县组织部、商业局任职，直至退休……。
笔者还有过一位未曾谋面的医界学友Liag，从他留下的书本文字信息中，推测他是1959年进入贵县卫生学校就读的。可一年之后，学校就调整下马了。现存笔者手中的书本，是1958年8月第一版、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等医药院校试用教科书《药理学及处方》，供医士专业用
书本最初的持有者，记录为贵县卫生学校医士一班Liag，在该书签字的时间是1960年9月2日，推测即第二学年刚开学的日子。孰知开学典礼，很可能就是一场散学动员令。
领到新书的10多天后，这位Liag同学在该书的目录页后面，写上了一段令人为之叹息的话：“1960.9.15日是咱们卫生学校暂时停办的纪念日，为了大搞农业，我们响应党(的)号召，安心的回乡参加农业第一线。”显然，这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学子，在前程未卜之际，他依然相信自己有复学的一天，接着写道：“在工作中，我保证一定努力工作，争取在回校前做好入学献礼”。至于日后他的人生结局如何，笔者已经无从考证，但愿他好运吧！
相对而言，作为笔者夫妇学兄及师长的何剑波，他入读的玉林医专，没有被火速调整下马，是比较幸运的。玉林医专全称是玉林医学专科学校，也是1958年在“大跃进”的形势下创办的。当年秋季即从高考学生中招收医疗专科新生129人，于9月23日正式开学，何剑波便是其中之一。之前他在过达开初中45班，算是笔者的学兄；高中毕业后一度在民办学校任课，教过我日后的爱人姜琳（时名姜秀英）。
得益于当时玉林地委行署领导的重视，及罗人清、朱世维、安希保等前辈倡导的艰苦创业精神，全校师生积极开展劳动建校和勤工俭学活动。他们自己动手，挖坟收集人体骨骼，或到医院收集遗体，自制成解剖标本；自养兔、狗为教学提供实验动物；挖地基、挑运砖瓦建教学楼等，克服了建校初期教学上的各种困难。
1960年，玉林医专继续招收医疗专科新生90人，其中不少是带薪来学习的调干生，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，师生自己动手办起了农场、种菜、种红茹、木茹、南瓜、养猪、养小球藻，做到大部分蔬菜自给。
1961年间，专区卫生学校和专区中医学校相继并入玉林医专；至1962年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时，医专下马，改名为玉林专区卫生学校。此时，何剑波等一班同学早已毕业离校，他分配回贵县卫生防疫站工作，又到过笔者曾插队的石卡公社卫生院当医师……。1980年之后，他与笔者成了同一战壕的白衣战士，他在贵港市卫生防疫站、卫校、中医院等单位担任过党政领导职务。
由于贯彻“八字方针”，以农业为基础，理顺了农、轻、重的关系，三年后，国家终于扭转了经济形势，渡过了困难时期。1965年炒股融资杠杆，笔者下乡插队，亲历了“文革”浩劫，直至“四人帮”倒台，共和国出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。时光逐渐飘远，有见证过类似本文故事的朋友，不妨在评论区说说。谢谢阅读，敬请留言与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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